12月10日下午，万玛才旦在讲述拍摄藏族文化电影的经验。三亚日报记者 陈聪聪 摄    

从2002年的处女作《静静的嘛呢石》到《撞死了一只羊》，再到最新的作品《气球》，导演万玛才旦的电影如同一条寂静的河流，包裹着藏地中的风俗、信仰、碰撞一路缓缓而来，将藏地文化细腻地呈现在世人面前。12月10日，万玛才旦在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班开讲，分享他的创作基调以及电影中独特的文学气质和诗意。

没有潜质的小说不能改编成电影

万玛才旦是一名优秀的导演、编剧，更是一名作家。他执导的多部影片都与小说有关。回顾自己的写作经历，万玛才旦儒雅的面庞上漾起笑容。

“小说创作的时间比电影早很多，我当小学老师的时候开始写小说，那是自发的创作状态。”万玛才旦说，“我的第一笔工资才几百块，当时跑到县城新华书店买了很多书，白天忙着讲课，晚上一有闲暇时间就写。”

“每个人都有天然的东西，有些人在成长过程中会显得快乐，有些人就会伤感。”大师班上，面对主持人关于“创作基调”的提问，这位儒雅、谦和的导演感慨说道，创作的基调与人天生的性格、品性有关，他现在创作的整体情绪与以前基本一致，后期情感会随着经历的事情发生变化。

“对我来说，改编小说要看小说文本有没有被改编的潜质，这个是放在第一位的。”万玛才旦坦言，在改编自己或是别人小说时，会以电影为基底，判定小说是否适合改编。他认为，好看的小说不一定都能改编成电影，像《我是一只蠢羊》就不能改，而《塔洛》《撞死了一只羊》《气球》有改编的潜质。改编的潜质可能体现在小说篇幅、故事性、传达的主题等方面。小说改编成电影过程，就是去文学化过程或是文学化内容转化为影像内容的过程。“小说创作相对自由，电影创作要考虑投资、影视化改编等方方面面。”

电影中“文学性”是潜移默化积累的结果

万玛才旦的电影有着浓郁的作者电影的韵味——他擅长在作品中加入梦幻与现实的交错感，但不是在刻意地强调藏族文化的神秘，而是让人看待世界时，多了一个视角。

针对年轻导演提出的“文学性、诗性在电影里的表达”问题，万玛才旦回答说“文学性是下意识地呈现在作品中，而不是为了突出电影中的文学性或者诗意，刻意展现出来的。”他表示，文学性的产生随着文学里臆想、情绪自然而然就产生了，跟这个人、创作者有关联。他反而不太理解电影中刻意突出的文学性。

大师班上，有新晋导演请教万玛才旦自身的“文学性”是如何炼成的？万玛才旦说，文学性不是刻意保留，而是创作者的文学积累。平时了解民间故事、藏族故事再到西方的民间故事，在进行大量阅读，或者接受文学的过程当中，一些模范现实主义、荒诞派、表现主义，甚至意识流等等都会影响个人，而这些也会成为导演潜意识内容，在作品当中无意识地表达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