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进冯骥才的书房,得先经过一个走廊,阳光从书房的窗户照进来,在走廊里留下黑白的剪影。这些特别的剪影印在冯骥才的心里:每天去书房,就像要先经过一个只展水墨的画廊。
40多年前,冯骥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义和拳》;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,他投入到文化遗产的抢救中;2018年,他以《漩涡里》和《单筒望远镜》,重回读者的视野;最近,他又续写了几位“俗世奇人”,还第一次写了作家之于读者最神秘的地方——书房。
世界有无数令人神往的地方,对于作家,最最神之所往之处,还是自己的书房——异常独特的物质空间与纯粹自我的心灵天地。冯骥才喜欢每天走进书房那一瞬的感觉,他总会想起哈姆雷特的那句话:“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里,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。”
中青报·中青网:你的书房是什么样子?
冯骥才:有很多人误认为作家的书房一定是有满屋子的书,整整齐齐像图书馆一样。实际上,作家的书房是杂乱不堪的。我的书和艺术品就完全混在一起,我家保姆帮我收拾房子,我要求她一张纸都不能动。所有纸都是杂乱的,但我知道我需要的那张纸能在哪一堆里找到。
中青报·中青网:你在年轻时候想要一间书房吗?
冯骥才:年轻时候生活很困难,书房是奢望。(上世纪)70年代刚开始写作的时候,住在一个挺小的房子,只有十几平米。地震时候整个塌掉了,我又重新把它盖起来。房子里有一张桌子,全家人都在那桌上吃饭,吃完收走,我才能在上面写东西和画画,所以,书房亦卧房,书桌也餐桌,菜香混墨香。孩子做功课还轮不上这张桌子,只能在旁边弄一块板子,人坐在板凳上。
当时住4楼,屋子有一扇北窗,冬天很冷,我得拿纸把所有窗缝都粘死,再挡一块板子。然后,我又用一些木条做了一个书架,把书都立在架子上。我拍过一张照片,穿了一件很旧的衣服,胳膊肘还打了一个补丁,身后全是书,就是站在这个书架前拍的,照片现在还留着。那是我幻想中的书房,但其实就是我的卧室、客厅,兼书房、画室。直到(上世纪)80年代,生活慢慢改善,才有了书房。
中青报·中青网:在书房写作和在其他地方写作,感觉有什么不同?
冯骥才:这就跟你睡觉一样,你在家里睡觉和在旅馆当然不一样,你在家里睡觉就是踏实。家是最不设防的地方,你不需要任何戒备。作家不可能每天创作,他还要生活。在家写作,就和生活融为一体,想吃就吃,想睡就睡,很自然。
作家的书房,是作家最不设防的地方,因为你的一切想象、思想在书房里都是赤裸裸的,都要真诚地表达出来,读者不需要看一个虚假的字。同时,书房又是作家向外射子弹的战壕,是安顿自己心灵的地方,是诗情画意的地方。
几乎所有作家都在家里写作,也有例外。上世纪80年代初有过一个短暂的时期,各个出版社、杂志社,逼稿逼得特别紧,最后没有办法,把作家拉到宾馆开一个房间,关几个月,写出一部作品。那时候有人认为,作家已经变成“精神贵族”了,称我们是“宾馆作家”,实际上就是因为当时家里没书房,干扰太多,不断有人找你,在家写不了长的东西。
中青报·中青网:如果书房不得不“断舍离”去掉一些东西,你会把什么留到最后?
冯骥才:现在凡是留在我书房里的东西,90%以上都是不会扔掉的。作家是看重细节的人,书房里的细节也许正是自己人生的细节。当我认真去面对这些细节时,一定会重新认识生活和认识自己。
我在《书房一世界》里写的那些小东西:拆信刀、皮烟盒、姥姥的花瓶、花笺、笔筒……留在书房的都是比较有意义的东西,在我心里有很重的分量。比如我母亲的照片,今年她103岁了,她年轻时候的照片,就会永远放在我书房里;还有我和我爱人交朋友时候的照片,二十几岁,第一次她肯跟我合影时拍的一张照片。
实际上我大量的最有价值、最珍贵的东西,都放在学校(天津大学)的博物馆了。我很喜欢艺术品,古代的、西方的,搜集的书也非常多,大概有10万册书放在学校的图书馆。我在我的学院(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)建了一个图书馆,这些书将来都是要送给学生们看的。我在学院立了一条规矩,捐给图书馆的书,不能用公款买,必须纯粹是我搜集购买的。
但有一些书我是不会拿到图书馆的,小时候、年轻时候、一开始读书时候,特别有人生意义和纪念意义的书,我都留下来了,从这些书里,能看到我阅读的足迹。我想任何一个作家的书架上,都有他们潜在的阅读史。
中青报·中青网:你都去哪些地方买书?
冯骥才:之前写过一篇文章《城市要有旧书市场》。在一个城市里,买新书要去书店,找旧书要去旧书市场。对于一个爱书的人,旧书市场充满太多的乐趣,有很强的魅力。年轻时,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是天津劝业商场与天祥商场“结合部”——那地方是新华书店的旧书部,架上桌上堆满旧书,但是线装书、洋装书以及各类不同内容的书全部分得清清楚楚。
我的很多书都和旧书市场有关,现在市场没有了,挺遗憾的。我现在每天要看半小时的孔夫子旧书网,看到有好书,就托年轻的朋友帮我买。这两天看到一个新闻,普鲁士的一个画家曾经到天津来画了一些版画,1864年出版成书。当时天津还没有租界,也没有照片,这本书能让我看到天津早期的景象,我马上联系海外的朋友,去帮我淘这本书。
中青报·中青网:你去过别人家的书房吗?喜欢谁家的书房?
冯骥才:我进过不少作家的书房,从冰心、孙犁到贾平凹,我相信那里的一切都是作家性格的外化,或者就是作家的化身。
上世纪80年代,我经常去孙犁先生家玩,也在天津。他屋子里基本没什么装饰品,特别干净、清净、平静,和他的文章一样。
孙犁先生书房的桌上放了一个天青色的瓷缸子,纤尘不染,装着清水,放着十几颗雨花石,不同颜色、不同图案。他的脚下永远有一摞纸,别人给他寄杂志的信封,他绝对不会随便撕掉。都是拿裁纸刀裁开,反过来叠起来放脚边,给人寄书时候包书用。这种整齐、勤俭、有序,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,我觉得这跟人的精神、气质、文风是一致的。
我到世界上很多国家去,最喜欢看两个地方,一个是博物馆,一个是作家的故居——往往还保持着原生态。托尔斯泰在波良纳和莫斯科的两个故居,在他去世后原封不动地上交给了国家。你现在进去,仿佛可以闻到作家人生所有的信息,找到大量在书里找不到的细节。
契诃夫在梅利霍沃有一个故居,我当时为了找它特地花了一天时间。这个故居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,是一张格里戈罗维奇的照片。那是俄罗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作家,他看到契诃夫写的一些“豆腐块”,觉得非常有灵气,于是建议契诃夫,应该去写“真正的文学”,不要浪费才华。契诃夫没想到自己能得到大作家的肯定,于是开始严肃对待写作。后来,视其为自己的人生导师,契诃夫一直摆着格里戈罗维奇的照片。
在都柏林参观萧伯纳的书房,看到书桌对面挂着一个人的画像,特别大,眼神咄咄逼人。我不认识那是谁,就问博物馆的工作人员,他告诉我,这个人是专门批评萧伯纳的,而且非常尖锐、不留情面。萧伯纳把他的画像放在眼前,激励自己挑战评论、坚持自我的精神。这很有意思,从书房看出了一个作家的性格。
中青报·中青网:你觉得中国文人的书房有什么共同的特质吗?
冯骥才:我刚看了一篇写汪曾祺的文章,写他身上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气质,这种气质在中国现当代文人身上少多了,恐怕和这个时代的巨变有关。中国文人的书房,我觉得有两个特质:一是很强的书卷气,没有浮夸没有享受,是一个纯精神的地方;二是琴棋书画,中国人讲究触类旁通,屋子里一般有一些相关的东西。